在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中，政府的权能有所减弱，而社会负担并未减轻。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并不重要,它和历史档案中记载的故事、司法案卷中记载的故事、人类学或社会学田野调查中记录的故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将越来越强化的保护私有的资本主义新法治称之为高法治,而将弱化私有保护强调公共的政法传统称之为低法治,用低法治的历史经验来批判越来越强化的高法治。

[37]参见(英)伯林：刺猬与狐狸，载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8页。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中,就看到布尔乔亚生活方式中的法权的实质就是将地方性知识(阶级利益)上升为普遍权利(国家意志)的过程,从而借助国家暴力机器来推行特定利益集团的地方性知识。在普通法传统中,习惯法、文化传统作为自生自发的法秩序无疑属于自然法,它本身就高于人依据有限理性所制定的国家法。我们只有理解命香火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具有某种宗教含义(也就是所说的儒教),才能理解为什么村长宁愿接受法律惩罚也不愿意道歉;才能理解为什么村长提供的是一个同态复仇的和解方案,让秋菊的丈夫也踢村长的下身;才能理解为什么村长只有在倾尽全力来帮助秋菊生了儿子之后才获得救赎,彼此的复仇欲望得到大和解,村长瞬间变成了秋菊一家人的恩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故事的悲剧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礼崩乐坏时代,西方公理在精英文化层面彻底摧毁了天理,〔73〕而现在又借助国家法无情地摧毁乡野秩序中残存的天理。〔35〕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后现代理论在有效地解构西方普遍主义价值观念的同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转向解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普遍主义价值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苏力是法治的中国派,他反对的是法治的西化派。苏力虽然是马克思理论的同情者,但似乎仅限于同情马克思的经济社会理论,他更愿意把马克思的理论与涂尔干、韦伯、福柯的理论放在一起来使用。没有对规则与习惯这两个概念的性质比较，哈特很难顺利地指出内在观点对社会规则的构成性意义，同时，如果不对评价和道德判断进行条分缕析式的对比，描述性法理学的立场就会岌岌可危，描述与评价难以分离的命题就会变成道德考量不可避免的论断

(二)作为参与者的规范性视角 尽管如此，坏人视角毕竟指出了内在视角的简单化倾向，有可能确实存在其他的内在视角，比如一些民众基于审慎的理由服从法律。它试图从规范层面回答三个问题，即我们应如何看待现行有效的法律，我们应如何将现行有效的法律描述出来，以及我们如何分析一条具体的有效的法律。有学者曾经从方法论研究的三次更新中得出结论：正是方法论的西方化促进了中国传统法学的重构和解构{12}。我们不应该仅停留在行为的汇聚性方面，而是要深入规则的内部，采取一种内在视角。

反映在概念分析上就是要把单个的语词放到整个句子中来理解，补足句子的前后联系，因此，我们不能说‘权利这个词，而是说‘你有一项权利这个句子{10}。对于任何一种规范层面的法律理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即是能否对法律进行准确的描述，揭示出法律不同于习惯和道德的本质性特征。

【中文关键词】 分析法学。因此，当前在民法典编撰过程中的一些争议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法律概念上的梳理和辨析得到解决，究竟人格权是否应该作为单独的一篇放置在民法典中，有必要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对人格、人格权和民事权利的不同概念进行深入分析，进而为以后民法典的起草提供坚实的概念基础。规范性视角对我们认识法律提出比内在视角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我们应该置身法律实践的内部，以公众和法官的视角来认识和运用法律，而且需要法律自身提出某种规范诉求，并且主张这种规范诉求是正当的，应该成为人们的义务而被普遍遵守。分析法学方法论的最新进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它提示我们在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律特征上，评价性判断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学者所描述出来的法律现代化理论很大程度上带有他们自身及其所属社会的主观和集体评价，这种评价性因素甚至是不为理论自身所发觉的。

二、如何揭示法律的本质特征 随着对内在视角或规范性视角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不仅观察视角在发生改变，而且观察者本人也进行不断的反思，其中一个核心争论点涉及的就是客观中立的外在观察者能否可能。方法论上的哈特与德沃金之争反映的是哪种方式能够更好地表述我们现存的法律，核心问题是评价在我们描述法律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在哈特以后的分析法学看来，成功的法律理论必须能够说明法律不同于道德的规范性特征，采取内在视角和规范性视角无疑就是一种比较适恰的理解法律的方式。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不能像霍布斯意义上的坏人那样仅仅把法律作为追逐个人利益避免不利后果的工具，法律在这些人眼中不外乎律师们熟练操纵的纯粹机器，人们对法律的服从也只是为了对自身的利益进行精打细算。

其次是内部人立场和外部人立场。概念分析所追求的是不同事物之间的概念性或必然性联系，而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偶然联系，虽然法律与道德经常相互影响，但这并不妨碍法律实证主义坚持分离的命题。

换言之，像哈特这样的理论家如果能够站在一种恰当的立场上对法律进行准确和充分的描述，那么这种外在的观察者视角就是可能的。只有通过对法律本身的概念、性质和态度的深入了解，中国法治建设才有可能让所有社会成员真正形成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并使其从理论和制度走向日常的生活实践。

我们在描述法律的过程中之所以免不了进行评价，是因为我们需要从社会生活的无数个要点中挑选出那些我们认为是重要和基本的属性，并将其归于法律。这种法律的视角使我们能够谈论一个特定法律制度的道德观念而不必然接受那一观念，也就是说，它仅仅指出法律规范是正当的和有约束力的，通过这些规范，道德问题能够得到回答，但无法回答通过这些规范能够解决哪些道德问题{6}。对中国法治建设而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无疑构成中国社会法律的独特因素，无视党在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取的，这样描述出来的法律也是违背现实的。中国法治建设 近年来，中国国内关于法律方法或法学方法的研究层出不穷，不仅法理学学者乐此不疲，也引得部门法学者跃跃欲试。(一)描述性与评价性之争 对此，有必要区分几对相似的概念。因此，我们陈述法律基本属性的立场是间接的评价性判断，它承认法律理论不能做到价值无涉，但拒绝接受由此而来的评价必然意味着道德判断{9}。

通过梳理和分析当代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明晰其中的方法论脉络及其背后关于法律本体的规范主张，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某种元解释层面的帮助。同时，目前围绕司法裁判和法律适用展开的法律方法研究之所以难以系统化并且具有充分说服力，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忽视甚至回避了规范层面的方法论问题。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构成中国法治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根本底色。法律理论家所从事的概念分析其实与法官的司法裁判方法处于共同的法律教义学传统之内，对于如何分析具体的法律而言，他们共享了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处理方法。

反观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分析法学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内在信念、选择我们这个时代法律的基本属性和在法律实践中澄清我们对概念问题的理解等方面。但这种对概念进行不断分类和比较的分析性立场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后果，首先，它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分析法学的学术品格，是否围绕概念的界定和分类来分析法律似乎成了区别分析法学学者和非分析法学学者的关键性因素，因为正是边沁、奥斯丁等早期分析法学学者通过对自然权利、责任和义务等概念的辨析揭穿自然法学者的虚构和幻想，分析法学才逐渐确立起自己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

重新回到规则与习惯之间的区别，很容易看到，习惯虽然也有好有坏，但我们一般不讨论某种习惯是不是正当的。但即使我们认为法律应该被遵守的主张是法律的一种重要特征，我们也没有作出任何价值判断。但对于规则或法律，我们却可以评论正当与否，也就是说，我们采取了规范性的视角。换言之，为了清楚地揭示法律的内在结构和根本特征，我们需要持有怎样的立场和态度。

学术思想史对方法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会带来范式的转变和革命，而且每当人类思想开始陷入困顿和停滞不前时，方法往往会成为思想革命的先导{2}。严格说来，这是关于法律理论家在描述法律的过程中应该持有何种立场的问题，如果是外在的观察者立场，那么理论家对法律的描述就可以是价值无涉的，而站在参与者的角度来看，理论家就一定会作出评价性判断。

(一)接受法律的内在观点 在这种从寻求定义到追问日常语言用法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问题视角脱颖而出，这涉及人们应该如何认识实际生活中的法律现象。而外在观点则是一种完全不接受规则的极端立场，霍姆斯的坏人视角就是一种典型的外在观点。

正像法律理论家对权利、义务和责任不同关系的划分一样，法官在实践中也需要首先处理如何判断某个案件属于民事还是行政、属于侵权问题还是违约问题等工作。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内部观点不一定意味着内部人和参与者的立场，坚持内在观点的人可能会选择外在的观察者视角，比如哈特的描述性法理学，也可能选择一种中度的参与者立场，比如拉兹提出的正当权威。这种规范领域需要法律理论不仅能够对法律的内部结构和整个法律体系进行精确的描述，也要求我们能够说明法律的规范性维度。通过对分析法学的方法论进行梳理，我们不仅能够从中发现推动中国国内法学理论研究的着力点，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对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指引。(一)以思想观念的认同培育法律权威的土壤 法律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制度安排，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法律则关涉生活日用，而治国理政的根基就在于普通百姓能够充分运用法律妥善打理自己的生活日用，而这就与普通民众看待法律的态度和立场有着密切的联系。

观察者的立场很明显地体现为哈特的法律理论，与此相对，德沃金则主张一种全心全意的内在参与立场，法律理论家的立场与法官对实践的参与是没有差别的。第一种研究进路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其中也充满了概念和逻辑的混乱，对具体司法实践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而第二种规范进路似乎因为主要涉及法律理论层面的抽象分析而没有引起学者同等程度的关注。

试想一下，如果法官也像律师或当事人那样仅仅将法律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不是真心接受法律，那么这些所谓的坏人就很难对判决作出预测了，当法官也是坏人的时候，法律就会陷入完全的不确定之中。通常，我们说起一件事情，我们的态度、对事情的评价等等连同事实一道说出来。

与德沃金的参与者观点不同，这是一种中度的内在主义立场，它并不要求参与者毫无保留地接受法律的价值和道德权威{5}。分析法学主张从日常行为和社会规则的角度来看待某一社会中的法律，只有从内在视角和规范性视角出发才能发现法律的独特之处，在这种视角之下，不仅民众(官员)对规则的内在接受态度是规则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而且法律自身也将进行正当性宣称{11}。